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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延 | 小红花开在生活的晦暗里

韩延觉得,自己和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挺有缘分,电影几乎和自己的儿子同时降生,他自己的生日又是电影原型熊顿去世的日子。“好像冥冥之中提示我,要对生命的思考多一些。”韩延说,在儿子出生和遇到《肿瘤君》剧本之前,他对生命和活着的思考是文艺青年式的,“特别形而上,特别宏观”。后来,这种思考变得具体了。这缘分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新片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是今年6月11日开机的,从决定把它拍出来到最后成片,过程特别快,“和当年的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一样”。

韩延 | 小红花开在生活的晦暗里

韩延

如何生、如何死、如何活着?

“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。”采访当天,韩延突然提起。六年前的12 月7日,31 岁的韩延成为了父亲,第二天,他导演的新片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在北京开机。

妻子待产的最后一天,他住进了医院附近的酒店,忙进忙出照顾待产妻子的同时,还要远程沟通开机前的筹备工作。一边是迎接新生命,一边是讲述一个关于疾病和死亡的故事,那段时间,如何生、如何死、如何活着的命题不断在韩延脑子里转。

儿子如期顺利出生,护士抱着一团被被子包裹的小小的东西给等在门口的韩延看。韩延有点懵,没有想象中的感动和一瞬间成了父亲的感觉,只记得护士不断提醒他:“千万要托着脖子,孩子太软了。”听了这话,韩延没敢抱,也不敢动手动脚,甚至都没摸上一下,儿子就被抱进观察室了。

安顿好妻子和孩子,韩延立刻回到了《肿瘤君》剧组所在的酒店。走进自己的房间,全世界都安静了,他坐下来,回想这一天发生的一切,感动、感慨、责任、生命……各种复杂的情绪和感触才一下子都涌了上来。

拍摄《肿瘤君》的整个过程,韩延只见过一次儿子。“那天收工早,赶紧回去看了一眼。”再见到儿子就是电影杀青之后了,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产房门口的“那一团小东西”已经会笑了,有了那么点小孩子的模样。

后来,韩延经常会想起《肿瘤君》杀青后的那段时间。孩子还小,正是磨人的时候,晚上经常要喂奶、换尿布,时不时地哭闹。刚好,那段时间韩延昼夜颠倒,晚上极少睡觉,父子俩莫名多了很多单独相处的时光。漫漫长夜,儿子睡了醒,醒了睡,韩延就一直在旁边。孩子当然不晓得,韩延也没法和他互动,但那是他们父子俩为数不多的单独相处的时间。“当时你没这感触,都是后反劲儿的。”韩延说。

韩延 | 小红花开在生活的晦暗里

韩延

成为父亲让“ 活着” 变得具象

韩延觉得,自己和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挺有缘分,电影几乎和自己的儿子同时降生,他自己的生日又是电影原型熊顿去世的日子。“好像冥冥之中提示我,要对生命的思考多一些。”韩延说,在儿子出生和遇到《肿瘤君》剧本之前,他对生命和活着的思考是文艺青年式的,“特别形而上,特别宏观”。后来,这种思考变得具体了。“你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,特别琐碎的孩子的成长,还有剧本里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人,得了实实在在存在的疾病,她要去抗争,当你开始在这个生活的维度探讨生命时,就会觉得之前那些飘在空中的人生探讨有些虚无,有点矫情。”

这缘分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新片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是今年6 月11 日开机的,从决定把它拍出来到最后成片,过程特别快,“和当年的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一样”。

《小红花》从两个患癌症的年轻人韦一航和马小远切入,讲的是几个抗癌家庭的故事。“我不想讲疾病本身多疼、多难治,那是科技该解决的事。《小红花》想探讨的是一个更普适性的话题——如果你的家庭有人生病,这个家庭会面对什么,要怎样度过。”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是韩延计划拍摄的“生命三部曲”中的第二部。想拍“三部曲”的想法早就有了,《小红花》的主线故事其实是《肿瘤君》时留下的遗憾。“《肿瘤君》讲一个个体抗癌的故事,我当时也拍了很多展现熊顿家庭的戏,但最后没用在成片里。”韩延还记得,有场戏是讲熊顿化疗剃了光头,父亲来看她,中间出去买了趟东西,回来时自己也剃了个光头,熊顿做完检查正好看到了这一幕。

韩延 | 小红花开在生活的晦暗里

韩延

一家人心里都明白,但都没矫情煽情,父亲就举重若轻地说了句“太热了,剃了凉快”,但一个家庭面对女儿的疾病,其中有多少心酸、多少爱和多少小心翼翼就都呈现出来了。

《小红花》拍的就是这样的抗癌家庭的故事。电影里有一幕,与《肿瘤君》有着某种联结:《肿瘤君》里,熊顿有个室友小朋友叫毛豆,毛豆得的是白血病。当年饰演毛豆父亲的演员李晓川出现在了《小红花》里,他依然是毛豆的父亲,自己的孩子得的依然是白血病。“我想给观众一个暗示,在韦一航和马小远抗癌时,楼上的熊顿和毛豆也在和疾病作斗争,这是同一时空里的世界,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。我要拍的‘生命三部曲’内部,彼此是有关联性的。”韩延说,拍“生命三部曲”的想法虽然早就有了,“但不能着急,我需要慢慢生活,对生活和生命的感悟是急不来的”。

《小红花》的主线故事写于四年前,但当时,很多细节韩延还没想好。他也没太着急,手头还有别的项目在做。

直到今年疫情期间,韩延突然觉得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的故事必须要讲了——不管剧本完不完善,准备充不充分,电影都得拍了,那是一种创作者再也压抑不了的表达欲。

韩延 | 小红花开在生活的晦暗里

韩延

“ 只是活着就已经足够艰难了”

今年再回看四年前《小红花》的剧本,韩延觉得,大方向和故事都是对的,但很多细节和情绪没那么准确。疫情和疫情期间家里发生的事,让他对故事里人的遭遇和情绪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特殊时期的大半年,新闻里滚动播放着各种生生死死的相关数据,从国内至全球。韩延家里也有两桩关乎生死的事,家里的事比冷冰冰的数字生动得多。

因为要在一起过年,韩延一家三口、韩延的父母、妻子的父母,一大家子都聚在了一起。当时,谁也没想到,这一聚就是三个月。“你想想,全家人住在一个房子里这么久,其实挺可怕的。”韩延说,很多家庭问题他都是第一次面对。

疫情暴发没多久,韩延的父亲生了小病,有点咳嗽,全家人一下子紧张得要命。“我们就在北京,没出过门,不会被传染新冠肺炎,但那样的大环境和氛围就会让你不安。”家里人腾出了一间屋子给韩延的父亲,吃饭、喝水、吃药都是家人给送到屋子里。这么过了两天,第三天,父亲和韩延说话,说着说着突然哭了,哭得跟个孩子似的。“那眼神,像是在求救,他怕我把他送到医院去,他也觉得内疚,给我们添麻烦了,还有恐惧、委屈、孤独……很复杂的情绪。”韩延慌了,他没做好准备面对父亲的眼泪,一时间说不出话。“中国式的父子关系,你没法走上去抱抱他,做不出来,说什么也都不对,我就只能沉默,长时间地沉默。”

在北京,韩延有四个关系特好的朋友,几个人是一起从老家山东跑来北京的。这两年,其中两个朋友的父亲患胰腺癌去世,一个朋友的母亲发现了早期肺癌,还好治疗及时。去年,韩延的阿姨患乳腺癌去世。今年3 月份,岳母又查出了乳腺癌,现在正在康复期。“这一系列事,尤其是岳母生病让我发现,所有家里有病人的家庭,经济状况可能不同,治疗手段可能不同,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,那就是当你家里有一个病人时,病人的心态和情绪,还有整个家庭的心态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,如何去面对疾病,如何调整关系,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。”

韩延 | 小红花开在生活的晦暗里

韩延

这种心态上的变化朋友感受过,后来韩延也体验到了。岳母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,可以说是痊愈了,但老人自己走不出来,她不太和家人一起吃饭,也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出门。“她心里肯定悬着,害怕复发,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卑,觉得自己是负担。我们作为家人,不能冷落她,但像打了鸡血一样哄她,对她热情,老人就更觉得大家有事瞒着她。”韩延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家庭关系的微妙,当年那些想象和杜撰的细节、情绪突然有了现实依据。

《小红花》是个用细节堆砌起来的电影,其中夹杂着太多这几年韩延经历的事、遇到的人。电影里,韦一航母亲突然对车窗外的乞讨者发脾气的事,是韩延从自己的经历里转化来的。有一次韩延被工作和搬家搞得情绪很差,正无处发泄,一个打电话过来的房产中介撞在了枪口上,韩延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对方身上了。“生活压力大的成年人,生活中没有发泄口,很容易迁怒陌生人。”还有电影里医院门口的陌生人,聚在一起加油打气的病友,成年人的突然崩溃……“情节可能是创作的,但我可以说,《小红花》里人物的所有情绪我都真实地经历过。”韩延说,如今,他和电影里的人物一样,曾经觉得梦想最难,现在知道,只是活着就已经足够艰难了。

拍完《动物世界》后,韩延被认为是国内探索类型片最成功的几个年轻导演之一。一边拍着《肿瘤君》《小红花》这样探讨生命的剧情片,一边在尝试高度类型化、工业化的电影创作,韩延的导演方向有点让人捉摸不透。“《动物世界》那样的电影,满足的是我对类型片和技术的好奇心,可能到了一定阶段,好奇心满足了就可以不探索了。但剧情片是一直会拍下去的,因为你只要还活着,就会有新的生命感悟,就一直有想讲的故事。”韩延说。

监制:任博 Renee Yam / 摄影:FanRan 范然 / 策划:梅红妹 Timmy / 采访、撰文:宋彦 / 造型:阴博文 Blair Yin / 妆发:刘姗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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